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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0
政府搭台 百姓唱戏——浙江“三农”70年巨变的密码解析
作者 蒋文龙 朱海洋

 

人多、山多、地少,却走出了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连续16年,聚焦环境提升,万千美丽乡村脱颖而出,城乡之间日益交融;农民收入连续34年冠居全国各省区,率先消除绝对贫困;以占全国近1%的土地和4%的人口,创造了我国7.5%的生产总值,数百个产业集群从无到有……这些都是浙江!

 

这些年,许多人赴浙取经,将原因归功于“有钱好办事”。然而,当真正走近浙江、剖析浙江,你会发现,这些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基因密码其实是政府一直牢牢守住独特定位:以人民的名义,为大众创业创富提供服务、创造环境。

 

在著名“三农”专家顾益康看来,浙江的经济动脉,就是大众市场经济,浙江的改革开放,就是顺应民心、顺应市场的改革大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浙江每一步发展的背后,都是不断解放和引领农民——让他们成为时代的下棋者,成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者。

 

​农业:从放开搞活到品牌强农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缺地缺粮,浙江百姓常食不果腹。因此,1978年后,浙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就是在最穷的西南山区。后续一系列的改革,让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解放,也让浙江农业迎来了“黄金期”。

 

  

1985年,浙江正式取消统派购制度,农产品市场化由此迈出历史性一步,农民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然而,当供给短缺逐渐破解,“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却日益突出。对此,新世纪到来前,浙江提出“效益农业”,引导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可没过几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市场竞争力不强、质量安全水平不高、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2003年,浙江重新做出调整,确立“高效生态农业”的新战略,在追求效益的同时,更强调绿色发展,再次体现了超前的市场理念和创新意识。

 

记者发现,围绕服务,浙江各级政府主抓“人、钱、地”三个核心环节:对地,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由村集体统一流转和发包,解决双方的后顾之忧;对人,大力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对钱,整合各类生产要素,补齐项目落地的基础配套、公共服务等断点。

 

2010年,为了进一步整合资源,浙江又创新性地推出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为核心的“两区”建设,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搭建了绝佳平台,也让不同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生产主体之间在此得到链接和整合,农业全产业链经营日趋完善,成为浙江现代农业的坚实骨骼。

 

在浙江提供的各类农业服务中,以区域公用品牌作为切入口,并与企业品牌结合的“母子品牌”模式,可谓立下汗马功劳。这些由政府做背书的区域公用品牌,不是简单的名称,而是与规模化、标准化、电商化的推进,以及农事节庆的举办等有机融合,让许多小散主体得以“借船出海”,迅速打开市场、站稳脚跟。

 

因此,浙江农业往往面积不大,经营主体也不刻意追求产量,而是聚焦高质量、强竞争力,向品牌营销和产业延伸要高附加值。政府则抓住市场需求,在各个环节上扶持和推动主体,比如:引入智慧农业,提高劳动效率和精细化程度;力推农旅融合,让生产基地成为观光景区;推动网络营销,从提篮小卖到货通全球等,不一而足。

 

“浙江政府的服务很到位。平时领导不会来找你,但你如果有事去找领导,马上就能得到帮助。正是有了好环境,企业才得以快速发展。”诸暨市蓝美公司董事长杨曙方深有感触道。

 

 

农村: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

工业经济的快速崛起,让浙江许多农民洗脚上岸,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然而,到了新世纪前后,城乡失衡,尤其是环境恶化现象却不容小觑。据当时省里摸排,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3万多个普遍较差。


差到啥程度?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等地近郊农村,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

 

2003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每年召开一次现场会。一时间内,以垃圾收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河沟清理、道路硬化、村庄绿化为重点,浙江农村刮起了环境整治的旋风。

 

过去,走过十几个垃圾村,才见一个新农村,5年过后,很多村都告别了脏乱差。此时,“千万工程”并未戛然而止,而是不断深化主题和内容,一张蓝图绘到底,从美化环境,到加强公共服务,再到以文化人。

 

  

总之,“千万工程”做到哪,联网公路、农村电气、商贸服务等就跟到哪,在背后,文教卫、工青妇、金融等各个政府部门和团体机构通力合作,基本覆盖百姓生活的方方方面。十多年来,浙江城乡公共服务的鸿沟日渐缩小,趋向均等化。


乡村美了后,怎么样可持续发展,又怎么样让美丽乡村,变成美丽经济?浙江将此认作是“绿”,即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早在建设阶段初期,许多地方就开始思考业态植入,最先出现的,也是最具成效的就是农家乐。


为了扶持这一富民产业,政府在背后可谓花足力气:各级建立协调机构,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和扶持农民主体;再办大赛、搞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引导个性化发展;同时,举办各类农事节庆、营销活动,来聚齐人气、形成影响。

 

如今在浙江不少地方,农民不必外出打工,家门口就是梦想中的创业天堂,而农村也成了城市的后花园。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浙江已建成1162个农家乐休闲旅游特色村,床位近40万张,全年接待游客4亿人次,营业总收入超过427亿元,带动就业100余万人,带动农产品等销售90.7亿元。

 

这两年,浙江在乡村业态上继续深化,2017年推出“万村景区化”战略,去年又提出大花园建设,归根结底就是要形成全域大美格局,通过业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今年,浙江又提出以品牌放大“两山”转化效益,着力改善产品品质、提升主体素质、挖掘乡村特质,推动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

 

农民:从物质富裕到精神富有

浙江是资源小省,为谋生路,历史上就有义乌的货郎担、永嘉的弹棉郎、东阳的泥瓦匠等。只不过改革开放前,农民一度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一旦放开后,这些能工巧匠和小商小贩,马上开始走南闯北,开拓市场,加上浙江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品质,迅速创造出一大批专业市场。

 

可以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没有浙江农民发展,也就没有现在的浙商群体;没有浙江农民创业、创富、闯市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浙江的成就。尽管农民属于自发创业,但实际上,政府在背后功不可没。

 

“政府推动上百万农民创业,搞培训、出政策、建园区等,承担基础性的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分化,让一部分农民、农村先富起来。直到今日,根植于农村、率先探索工业化路径的浙江民营经济,仍是驱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力。”顾益康说。

 

物质水平提升的同时,浙江又在思考,怎样解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记者了解到,从最早的“送文化”“种文化”行动,到之后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从2013年启动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再到接下来加速普及乡村数字文化服务,让浙江农民从物质富裕走向精神富有。

 

目前,浙江已累计建成11059家农村文化礼堂,加上全覆盖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活动室,全省已初步建成“农村30分钟文化服务圈”。为了让这些文化阵地为民所用,浙江还在农村文化礼堂内,专门搞了个“服务菜单”,可系统提供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农业等1325项近3万个“菜品”。

 

  

如今的浙江乡村,正彰显着独特价值。散落其间的古村落,似璞玉般被挖掘出来,传统文化、民间习俗重现乡村,生活富了、乡村美了,年轻人回来了、城里人进来了,乡村生活成了新风尚,“物的新农村”正走向“人的新农村”,“千村一面”正迈向“各美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