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是与政府行为、体制有关的观念或行为的集合。研究制度因素与农业品牌化进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政府、体制变迁及制度创新对农业品牌化的影响。
(1) 品牌化作为体制转变的复杂过程,本身就包含社会结构变化及制度变化。农业品牌化作为品牌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制度及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业制度的确定及运行受整个国家体制的影响。如计划经济下,农业经营制度以人民公社或生产队三级所有为基础。而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则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制度不可能游离于整个宏观体制之外。其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产业,其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决定了它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制约关系。一方面农业的发展受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的影 响,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又会导致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与变革。其三,农业品牌化过程受控于制度因素。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农业物质技术装备的有效供给等等,都离不开体制的支撑与保护。
(2) 从品牌化发展与变迁的动力结构来看,制度因素结构是主导性的品牌化。在品牌化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根据其起源不同而分为内生品牌化和外诱或外生品牌化。内生品牌化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的制度变革的时间较长,关键是在品牌化进程中形成强有力的经济中坚力量,比较容易建立文治秩序,并使制度变革保持较大的连续性。外生的品牌化则是在自身内部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形成为主要动力,因此外部因素的作用超过 内部因素,制度变化是通过集中的、急速的、大幅度的经济与政治权势的转移实 现的。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内生品牌化还是外生型品牌化,只是制度因素作用特征不同而已,其动力主要由制度因素引发并组织起来。
农业品牌化进程的动力来自农业技术、经济或社会方面的多种创新而带来的革命性突破,其中最常见的单项农业技术的突破,而最难的是农业制度和结构的创新。但是,即使是重大的时代创新要真正实现革命性突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并发生长远实际效用,引进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需要其他方面主要是制度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西蒙•库兹涅 茨认为,“在技术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应包括结构的转变。即便这种增长的冲动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
(3) 制度因素对后发型品牌化国家的农业品牌化进程尤为重要。尽管后发型品牌化国家与早发型品牌化国家相比有一些利端,如技术、道路方面的借鉴作用,可减少不经济行为的发生。但也面临着许多特殊的挑战。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社会控制问题。由于后来者向品牌化过程中特有的规模和速度 问题,以及对社会成员的行动的协调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就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与协调。在这当中,政府的控制与协调作用就显 得更为突出,在转变时期及随之而来的阶段上,政府组织和集中化控制的加强要显得比以前任何历史时代都更为重要。其二是资本形成问题。尽管资本形成是任何想进行品牌化的社会都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后来者的品牌化进程中显得更为突出,是因为品牌化的特征与早发型(内源发展者)截然不同。早发型的品牌化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对资本的要求也是逐步增加的。因此,在后来者品牌化过程中,除资本的常规积累之外,还需要特殊的资本积累形式和分配机制,而这样就必须依靠制度因素来解决。
在一些后发型品牌化国家或地区成功的发展经验也可以证明。例如,韩国和台湾的品牌化进程中,除了有利的国外条件以外,在国内因素中,分析起来制度因素尤其是政府的作用是首要的。韦德在《韩国的灌溉和农业政策》一书中说:“政府凭着对投资加以严密而谨慎的控制和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出口政策,可以有能力建立一系列相对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新古典主义注意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一直使人产生错觉,因为它掩盖了控制资本市场作为政府指导经济活动手段的重要性。”在品牌化的进程中,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及国情的具体特征(如人口巨大,地区间发展失衡等等),更加剧了农业品牌化进程对政府的依赖性。
(4) 从制度与技术因素的关系上分析,制度因素是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保证。技术因素的作用潜力受制于制度因素。根据投入产出规律,投入要素的质量由技术因素决定,投入过程的质量则主要由制度因素决定,且技术因素的性质受制于制度因素。从要素投入产出关系来看,要使农业生产过程的效率和效益达到 较高水平,对投入要素的规模存在一个经济有效界限,这种界限的确定或变化,最终受制度因素的调节。农业技术对现代农业增长的潜力,只有在制度要素的协调下才可能实现。
按照技术经济方法分析,农业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源要素投人增加的贡献和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贡献(即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贡献)。当技术进步时,其作用可能因资源投入结构不当而难以发挥,进而导致要素生产率下降;当资源投入增量结构变动时,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偏向技术进步,也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导致产出下降。而资源投入结构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总之,通过提高 技术效率而影响农业产出变动,是制度因素对农业品牌化进程影响的重要表现形式之~、